电影行业该怎样定位？怎样改革？怎样分账？

电影行业该怎样定位？怎样改革？怎样分账？

目前我国电影行业利润分成比例如上图

总票房：总票房以中国电影数据信息网的统计数据为准。影片所有票房收入计入电子售票系统，数据统一汇总到中国电影事业专项资金办公室（简称专资办）。最权威的票房数据是在“中国电影数据信息网”上公布，是电影票房分账的依据。

净票房：假设总票房为100%，扣除电影发展专项基金5%及税费3.3%之后为净票房，净票房的比率为91.7%。净票房也称可分账票房，是后续各方主体分账的基础。

各方比例：

1.制片方：电影制片方和发行方的分账一般为净票房的40-42%；

2.影院及院线：影院（含院线）的分账一般为净票房的57%-59%；

3.中影数字发行代理费：中影数字的发行代理费一半为净票房的1%-3%。

制片方与发行方分账模式：

影片的发行方会收取归属制片及发行方部分票房的5-15%作为发行代理费用。包括国内外的院线、电视剧及网络的发行费。

能否考虑一种固定资产影院场地归属国家所有，由民间的投资方（一般含发行方、发行部门）负责招聘影院管理人员、装修、发行、自主决定做各种活动，吸引当地市民来影院消费的新无投资风险模式？

举个例子——比如万达集团旗下的万达院线品牌、万达各个电影院，不再成为影院实体固定资产的拥有者，所有权是归于国家，万达不过就是个地产开发商，是负责给国家当地市民盖房子的施工企业，连设计都算不上。设计电影院建筑的任务由当地设计院根据地域特色完成。万达集团负责施工，如果不愿意施工，那可以找当地国企施工单位完成，就这个活，要是不愿意干，那就算了。以后施工的建筑任务也跟万达没什么关系。

电影院实体建筑施工完毕了，接下来就找民间投资方，投资方必须是5星良好公民以上民间企业家，当然，万达集团旗下的万达影业也可以成立一个部门，叫万达电影投资，王健林委派一个高管，过来当一把手，来竞争这个投资资格。

这个政府与民间集团的公私合营的商业模式，一旦成立，好处立刻显现：

电影出品方和几十个小股东投资方最怕的就是花了钱拍一部电影，亏得血本无归。比如，今年2022夏天的古天乐的重装机甲新片，从2015筹备，到2017年拍摄完毕、后期特效制作、到2020年初准备上映，遭遇疫情，拖延到2022，结果，今年夏季由遭遇疫情反复，电影院排片黄金时间就一个月，这疫情反复来袭一次，电影院就得关门一次，最少十天后才会重新营业。一部刚上映的好电影怎么经得起这么折腾？投资方的钱也是民间的血汗钱那！所以，如果一旦出现，上映后因为各种原因没有票房，那就按照电影院为国有，收取零租金分成，赚一点哪怕是几千元的票房，也要保证投资方能不为每月几十万的影院房租成本发愁。

这种好处，可以放大到民间大部分实体店铺买卖，商业综合体所有权归国家所有，当地政府招聘商家入驻，生意做得好，每月纯利润在2万以上，官方抽取每月纯利润的10%作为房租，生意不好，商铺商家也不用发愁每月高额房租。因为房租是按照利润分成来收取的。如此，可以把老百姓经商的房租成本问题直接化解，大大激活了社会商业整体活力。老百姓愿意做实体店生意，银行就能更轻松把投资的钱放贷出去。银行的风险也变小了，如果一个市民在商业综合体开了一家儿童早教培训中心，占地180平米。疫情期间，商场不让聚集上课，生意没赚到孩子家长们的钱，商家也不会赔钱，因为不用付房租。不赔钱，就有东山再起的创业机会，就能还得起银行的房贷出来的钱。所以，银行，也应该审时度势，如果一个商家没赚到钱，银行的房贷利息也要降低。

所以，未来影院和院线品牌费的收入，占到57%的这块，就属于国家所有，电影大卖，国家这部分比例可以拿到，电影没人看，这57%分成也就没了。那有人可能要问了——那跟现在的电影分账模式有什么区别？好像也没区别。

那我要说——区别大了去了，目前的分账模式是影院和投资方主要这两个机构分成票房总收入。星级公民社会中，是国家和投资方风险共担一起拿分成。电影要是没人看，投资方也不用给国家交房租、不用担心政府觉得票房可能持续不好，就单方面安排下架。目前投资方和影院看似也是风险共担，可是要么投资方多出钱，还要多交一个月的影院使用房租费，要么，就是投资方可以不交，但影院觉得你不保障我的房租稳定收入，那我也不保障你的排片数量。互相处于不信任的状态居多。有的文艺片上映一天，影院就不给排片档期了。比如前几年的有一部西安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百鸟朝凤，厂长跪地求影院安排多几场排片时间。就这好多影院都不买情怀账，人家只顾排能有大量观众看的片。

一部好的文艺片，商业氛围不是很浓厚的情况下，怎么能让市民看到？应该占到社会中一个怎样的位置？

一部好看的商业爆米花电影，科幻大片，喜剧片，古墓探险片，应该在影院占到一个怎样的排片档期位置？

一部官方发行的社会主旋律红色电影，应该在影院占到一个怎样的排片档期？

这时，就体现出国家，作为影院实体资产拥有权的机构的好处来了。排片档期的权利，很大，不能落在影院的手里，而是应该交给中央政府，交到国家元老院电影行业政策研究中心这个部门去制定国策——

商业片，排片档期放映率在中秋、国庆、五一假期，可以多排，放映时间安排比率在60%~50%之间。

小众文艺片，创新片，一般除了大众节假日，至少也应该有30%的放映时间保证。

社会主旋律红色电影，一般除了大众节假日，至少也应该有30%的放映时间保证。

每种类型都公平安排，从电影行业中央政策研究中心，国家元老们肯定明白一个道理，电影行业也不应该以票房收入来衡量一个电影的价值。大众的水平是有限的，一般老百姓都爱看热闹好看刺激惊险的大片，大过节的，轻轻松松过足了眼瘾，就可以了。至于电影日后能有什么深远社会启示意义，没人关心。大火的电影，不一定经典。日后发酵成经典的小众电影，当时可能票房一塌糊涂。（跟画家梵高一样，活着的时候，没人认识到画作的艺术价值）

电影行业中央政策研究中心，还有个重要任务，不仅要保证每种类型每部电影必须至少该有的放映排片时间，还要保证什么类型的电影给什么类型的人群多安排放映时间。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知道，2060年左右，我们处于星级公民社会初步阶段，这时国家已经把市民分为4到9星级，其中4、5、6星公民是社会普通、良好、优秀公民，7、8、9星公民是社会0.1%不到的精英群体。人群的素质修养不一样，自然喜欢看的电影的艺术品味层次不一样。爆米花电影，日后，投资方就主要针对4、5星公民制作、拍摄，高等级公民看社会问题深刻，不太喜欢低俗品味者居多，可以多安排思想深刻的艺术类排片时间。

一个人是什么样的社会阶层，就必然有日后属于他的社会圈子。一部电影也一样，很少能做到雅俗共赏，就不必刻意迎合观众，做到能让一个阶层认可就足够了。

第三点，应该注意到，中央应该把电影行业看成半个官方发声的社会大众媒体平台，影院建筑本身属于国家的固定资产，再需要用到宣传思想理论的时候，必须能把官方发声的喉舌掌握在手，而不是民间影视集团老板手里。每周安排一部红色主旋律电影，让老百姓免费看。（反正现在的影院一场也没几个人看，闲着也是闲着）让没收回来成本，有艺术价值的电影，重复安排排片场次，或者国家一次性给与这类电影投资人老板一笔投资亏空补偿款，弥补他的经济损失。国家买断版权后，发布到官方自媒体。

电影，是一种可重复无数次的精神消费产品，大多数是婆婆妈妈、神经兮兮的搞笑喜剧、视觉盛宴的科幻大片、夹杂生活类小众文艺片，能成为时代经典的、感人至深的具有深远传播力的作品，有可能一开始不卖座、也不叫好。这实际上，也是一种类似西方粗糙的“民主”选举制度，同时代的大众推举出的口味并无价值，不符合当时社会精英们的判断。这时候，就需要国家元老院下属的电影行业中央政策研究中心出马了，经过专家评审团鉴定，这部作品社会意义现实、正能量、意识超前、极具创造力，应该给与出品方一定的支持。包括国家买断版权，票房收入保底、多安排放映时间、对影片艺术价值在央视官媒给与公开鼓励与赞许。这是对一个有良心、社会公德心、责任心的投资人，最好的回报。